林俊事件（就林俊杰事件讨论）

3guys1hammer是什么事件

遇害事件。2008年，一个非常恶心的鼻烟片段出现在互联网上。该短片的标题是“3-Guys-1-Hammer”译为：“3个男人1个锤子”。显示内容为三个男子对一个男子进行残忍的虐待，并且用锤子敲碎其头部，解剖腹部等。视频被迅速广泛传播，短时间内震撼了世界各个地区。

历史上名声最好的太监死后百官扶棺为其送葬的是谁？

一、秦翰；

秦翰是北宋人，字仲文，出身于河北获鹿（今属河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十三岁时净身入宫，成为低级宦官小黄门，此后逐次升迁，在开宝末年（976年前后）成为入内内侍省高品宦官。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攻灭北汉后乘胜击辽，出兵燕京(今北京），秦翰当时被宋太宗诏令为彰信军节度使崔彦进部的兵马都监，随同出征。宋军由于疲惫大意，在燕京城下高粱河被辽军击败，大溃而回。崔彦进、秦翰所部为全军后卫，抵挡辽军，边战边退，驻守高阳关。辽军携大胜之势呼啸南下攻击镇州（河北正定），秦翰与崔彦进等使诈降之计，于满城（河北保定）设伏，于其他宋军联合前后夹击，大败辽军，迫使其投西山坑谷中，辽军死伤不可计数。这一仗是宋军自高粱河之败后，第一次取得对辽作战重大胜利。

此战宋军总计杀俘辽军两万余，俘辽将领三人、获取马万匹，其它粮秣物资十万。辽军主帅韩匡嗣也弃旗鼓狼狈而逃。时年不到三十的秦翰一战成名，以英勇善战而闻名天下。宋太宗闻报后大喜过望，予以重赏，赞叹可委其以重任。

此后秦翰正式以主将身份出任宋滋州守将，又历任镇、定、高阳关三路兵马都监。在北方抗辽前线主持军务，对辽作战，长达八年之久。在此其间，秦翰率军多次与辽军交锋，互有胜负，多有战功。宋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入侵。秦翰之前被调回东京（开封）皇宫任职，此次军情紧急，被任命为为排阵都监，重回郑州，准备迎击辽军。

宋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辽军在宋境内大肆掠抢后，开始回撤。秦翰等将领奉命追杀，在莫州（河北任丘）东三十里处，提前占据要道，截断了辽军归路。半夜，宋军偷袭，辽军大乱，混乱中被宋军斩首万余级，救回被掠百姓，缴获马匹物资无数。宋真宗收到捷报后，下诏褒奖秦翰等，提升秦翰为为定州行营铃辖。此后西川发生了军士哗变，秦翰被委以重任，率军前往西川镇压。十月，平定哗变，获胜返回。

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太后携辽圣宗率军南侵。此次辽军声势浩大，一路长驱直入，直打到澶州（河南濮阳），宋廷震骇莫名。经过寇准等主战派剖析利害、极力劝告，宋真宗这才打消南迁念头，勉强亲征澶州。临行前，他派秦翰先赴澶州和相州（今河南安阳）主持防御，并许便宜行事。后任邢洺路任铃辖。

真宗到达澶州后，调秦翰任驾前西面排阵钤辖，主持御营守卫，及澶州城西，连续七十多天没有卸甲。期间辽军先锋统军使萧挞凛亲自到澶州城外侦查督战，被秦翰部将张环趁机用床子弩射杀。萧挞凛之死也是这次宋辽战争的转折点，辽军士气因此大受影响，双方僵持于澶州。最终，两国达成“澶渊之盟”。

盟约达成，辽军撤走后，秦翰作为后卫继续留守澶州，护卫宋真宗退回东京。直到形势安定后才率领回京。宋真宗因秦翰的功劳，封他为为宫苑使、入内都知。

此后秦翰被任命为灵、环、庆三州和清远军四路都监，率兵前去讨伐西北党项叛乱（即西夏前身）。秦翰在西北多年，抵挡党项入侵，降服边境各部族，威望甚隆，诸部族都慑于秦翰的威名，纷纷纳地归附。秦翰因功升迁为皇城使、恩州刺史。

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要到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祭祀后土，命秦翰自西北调回东京，主持参与其事。在此期间，西北有部族骚扰宋境，宋真宗立刻让秦翰返回处理，顺便巡边震慑。边塞部落听说秦翰回来，立即偃旗息鼓，事件即告平息。秦翰继续赴夏州，处理完事情后，事毕回京，主管宋真宗行宫事。

宋大中样符八年（1015年）闰六月，因之前皇宫失火，宋真宗以秦翰主持修复工作。秦翰在指挥修葺工程时，突然患病，猝然逝于宫内官署，时年六十四岁。他去世的消息消息传出后，宋真宗哀伤流泪不止，追赠秦翰贝州观察使、彰国军节度使。宋禁军及北方、西北驻军中秦翰的部下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后，不少人嚎啕大哭，并以父兄的礼节给他举办丧事。

秦翰为人温良谦谨，不拘小节，而且作战勇猛，言而有信。每战必亲冒矢石、奋勇争先，先后在北疆、西北两塞镇守三十余年，一生战创大小四十九处，即使古今名将，也有未如秦翰者。因此秦翰被誉为宦官名将，内臣楷模。有宋一代宦官统兵作战建立功勋者，无出秦翰之右。

二、怀恩；

怀恩，明宪宗、明孝宗时期的内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山东高密人。怀恩原本不姓怀，而是姓戴，父亲是明宣宗时的太仆寺卿戴希文。

怀恩出身高官之家，自小熟读经典、博览丛书，很是聪明，按理日后应该参与科举，出仕入朝为官的，为什么最后却入宫当了太监呢？即使他最后在宫中成为太监中的最高级别，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协助皇帝“批红”处置朝政，号称“内相”，从权势上来说也达到了顶点。但这些地位、权势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实现的。一个高等文官的孩子，最后以太监的身份成为大明最有权势的臣子之一，这哪里是怀恩的本意，反倒是他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屈辱。

明宣德元年（1426年），兵部侍郎戴纶因屡次劝谏宣宗不要游猎嬉戏，触怒了皇帝，被发配到交趾（越南北部）参赞军务。早在宣宗为皇太孙、皇太子时，戴纶就侍奉其读书，先后历任太子中允、詹事府谕德、太子洗马等职，屡次进谏，劝慰宣宗不要过多游乐，要多学习朝政，宣宗不以为然。戴纶又暗地里向成祖、仁宗上疏告状，所以遭到宣宗忌恨。

虽然宣宗即位后，加封戴纶为兵部侍郎，但是心里的嫌隙并没有消除。而戴纶为人过于耿直刚介，对皇帝的进谏常常言辞激烈，所以宣宗忍无可忍，才把他远远打发到交趾去，眼不见心不烦。到了交趾后，戴纶言语不谨慎，被人告发心怀怨恨，上书宣宗要治其罪。宣宗于是下诏将戴纶逮捕到京师锦衣卫诏狱，亲自审讯他。在审问中，戴纶又大声抗辩、御前失礼，最后彻底激怒宣宗，被宣宗盛怒之下下令乱棍打死，籍没其家，并以忤逆之罪株连三族。戴纶的叔父河南知府戴贤、太仆寺卿戴希文等，皆受其连累，被抄家下狱处死。

年幼的怀恩，因为是戴希文的儿子，所以也在株连之中。由于未成年，所以得免一死，被阉割净身后送入宫中，充当仆役，侍奉皇室。“怀恩”这个名字，就是他入宫后，被其他前辈太监给起的新名字，意思是常怀朝廷不杀的恩德。

入宫后的怀恩，因为家庭出身远远高于其他小太监，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为人又机敏伶俐，办事认真勤勉，所以很快得到内廷诸司人等的青睐，被选入专门培养教导小太监熟悉文化，熟悉处理内廷公事的内书房学习。这对于怀恩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他在没有入宫前，在自己的家中已经按照儒家经典书籍苦读了多年，各种典章都了如指掌。所以在内书堂的学习中他总是成绩优异，得到内廷高级太监及皇室成员的重视，逐渐受到重用，出掌各种内廷重要职位。

经过数十年的历练，成化元年（1465年），怀恩被刚刚继位的明宪宗委以重任，担任内廷中最重要的职位，也是太监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司礼监掌印太监。因为怀恩自小生活在高官之家，后来接受的知识，灌输的思想也是传统儒家忠孝理念，所以他待人接物、行事处置、为人哲学都和外朝文臣士大夫们并无二致。再加上怀恩难能可贵的品质：公正廉洁，办事干练，不畏邪恶，敢于直言，处处以国事为重，光明磊落，简直就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太监。

外朝文官从来是看不起内廷太监，见面大多嗤之以鼻，最多也就是虚假应付。但是对于怀恩，文臣们绝对没有轻视、鄙夷的态度和神态，而是恭敬尊崇，礼敬有加，凡事都商议后实施，非常尊重怀恩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怀恩虽然是太监，但是在思想上、立场上、为人处世上，和一般儒家弟子没有区别，实实在在的内廷儒者，宦官之贤。

当时宪宗宠幸梁芳、韦兴、汪直等太监，纵容他们干预政事、骚扰朝野、弄权敛财，搞得朝堂乌烟瘴气、人心惶惶。怀恩对于这些无耻之徒深恶痛绝，经常当面痛斥他们，警告其不得作恶，又多次在宪宗面前进谏，言明厉害，痛陈弊端。宪宗无奈，也知道怀恩说的有道理，以后对于梁芳等人多少加以约束。梁芳、韦兴等因为怀恩的阻止，不能随心所欲地擅权贪墨，对他是恨之入骨，时常想扳倒怀恩。但是怀恩在宫中的地位远高于他们，为人廉洁、心怀正气，行事磊落干练，经历、学识、见解、能力、威望都不是他们这些人比得上的，宪宗也因为怀恩的忠心干练而十分器重他，梁芳、韦兴、汪直等始终无计可施。

成化三年（1467年），京营诸部需要清理整顿，宪宗向大臣们询问以何人主持，户部尚书马昂等主动请求，力荐司礼监掌印怀恩出掌此事，才可以铲除宿弊。成化四年(1468年)，讨西北土官叛乱时，朝廷商议军事，兵部尚书白圭等极力要求怀恩代表内廷一同参与，征求意见后在实施平叛计划。这些都可以看出怀恩的办事能力，和受外朝文官的重视程度。

兵部尚书刘大夏，因为处罚了内廷某司掌印太监的哥哥，被其挟私报复，向宪宗诬告，将刘大夏逮捕下诏狱，因为怀恩全力救助，向宪宗恳求，刘大夏才没有遭祸，得以被释出。刑部员外郎林俊弹劾内监梁芳及宪宗宠幸的妖僧继晓，被梁芳诬陷有不敬皇帝的言语，鼓动宪宗处死林俊。宪宗已经被说动，将要下旨杀林俊。怀恩不顾宪宗大怒之中，冒死力谏，宪宗盛怒之下，以砚台打向怀恩，想把他赶走。怀恩不躲不避，用头去接砚台，幸好没中。之后被宪宗让人赶出内廷。出宫后怀恩一面让人到镇抚司通知不得杀害林俊，一面亲自警告梁芳等，揭发他们陷害林俊的丑行，明言自己还要上奏。然后在家里称病，不到司礼监处理政事。宪宗冷静下来后，想起怀恩平时忠诚干练、勤谨耿直，知道他的忠心，派太医到怀恩家中看望诊治，林俊也得以改判，躲过一劫。

此外，在抵制传奉官（不经科举、选贡、门荫等正途，直接由皇帝授官）、处理辽东军事等事上，怀恩坚持己见、据实以奏，拒绝迎合宪宗滥授外官的举动，及诸佞臣借此以谋不轨之举，尽自己所能地维护了朝纲的威严。尤其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宪宗宠爱的贵妃万氏，因与皇太子朱佑樘(即日后的孝宗）关系不睦，之前因为立储之事就产生过极大的矛盾，所以耍弄阴谋，要挑唆宪宗废黜朱佑樘太子地位，改立其他皇子。宪宗被其迷惑撺掇，竟然答应改立之事。

怀恩在内廷四十多年，忠勤谨劳，侍奉四代皇帝，公正耿直，宪宗很是看重他，于是想探听他对于改立太子的意见。怀恩听宪宗说要改立太子，坚决反对，脱帽伏地叩头不止，说:“太子是国本所在，天下民心稳固的根本。皇爷无故废黜太子，奴才宁死不敢从命。皇爷这样做，也是遭天下怨望、留万世骂名。奴才即使是死，也不能赞同皇爷的意见。”并长跪痛哭。

宪宗心中震撼，同时也是对怀恩的忠诚和直谏有所感触，于是对于更换太子的事情犹豫起来。万贵妃阴谋将要落空，怒不可遏。为了报复怀恩的不识像，她多次哭求宪把怀恩赶出宫去，远斥他方。被怀恩斥责过的梁芳、韦兴等人也借机煽风点火，宪宗性格庸懦，经不起挑唆，终于将怀恩贬斥，发配到中都凤阳皇陵司香守陵。

之后得到怀恩保护的太子朱佑樘，因为其他朝臣的全力支持，及正好遭逢泰山地震导致宪宗以为是自己无故更换东宫而造成上天震怒，所以不再提出改立太子，从而保住了皇储之位。并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宪宗驾崩后继位，成为大明第九代皇帝---明孝宗。

孝宗继位后，感念怀恩当年不顾安危、为保护自己仗义执言，所以立即将他从中都召回，重任司礼监掌印。回到内廷的怀恩不改忠直本色，依旧尽职尽责，勤谨恭谦，继续以自己的忠诚侍奉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怀恩去世，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去世时的确切年纪，按推断，他这个时侯应该年过七十了。

为了表彰怀恩的忠直廉洁，孝宗特批推，为怀恩建造显忠祠，以示纪念。而怀恩光明磊落、忠诚廉洁、勤于国事的优秀品质，在后世也一直传为美谈，明中后期内廷诸司太监，皆标榜以怀恩为楷模，景仰崇敬，时常祭祀，四时不断。

明嘉靖时期著名的"大议礼"事件有何影响？

议礼是明代中期标志性的大事件。

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将明史提炼为七章讲述，分别是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

以议礼概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历史，可见议礼之影响深远。

后人常评价，明“亡”于万历，此结论尚属公允。但明究竟“衰”于何时，却无定论。我以为，如果有人仿吉本写《明帝国衰亡史》，这个“衰”当从武宗写起，当围绕“议礼”做大文章。

议礼起因，是外藩入嗣，欲尊其所生，而廷臣逆之，于是兴大礼之狱。而外藩之入嗣，在于武宗没有留下后裔，偏偏孝宗又只有武宗这一个儿子，不得不起用外藩。

议礼之祸，武宗要承担大半责任。 武宗荒淫无道，类似隋炀帝一般人物，但其死后，尚得贤臣消除恶劣影响，奸臣伏诛，政治为之一清，亡羊补牢，为时未完。

而武宗“无后”此罪，最无计可施。若能未雨绸缪，即使无生育能力，只需过继外藩为子，绝无议礼之争。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武宗死时不过三十一岁，谁又能料到会出现这样尴尬局面？谁又敢事先操作过继外藩为子？

孟森先生以为议礼为明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现。

相比清代，清士大夫以皇帝之是为是，以皇帝之非为非，天下是非皆仰仗于皇帝之是非，明代士大夫之气节可谓高洁。

然而士大夫得气节既用得不是地方，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议礼在明士大夫看来，重要无比，宁可罢官丢脑袋来坚持。但议礼此事，毕竟无关国计民生，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群臣固然团结勇敢，可面对皇帝的倔强，也是一筹莫展，最终一败涂地，倒是让诸多小人趁机把持了朝政。

后人称颂古人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但纠缠于如此无益又无用之事，是不是白白牺牲了呢？

当然，我们不可以今人标准衡量古人的道德观念，在明士大夫看来，议礼非争不可，这正是舍生取义的时候。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他们敢于犯上直言，敢于对抗奸佞，为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由此看来，明士大夫的愚直，相较后人自以为是的圆滑世故，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2. 议礼前夜

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于豹房。

武宗遗诏中指明了接班人。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这个“遗诏”，是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与皇太后共同拟制的，是以先帝名义发出的最后诏书，而不是先帝的意思。

如世宗嘉靖的遗诏，《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有：“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武宗病重，当时朝局势危，而杨廷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来，首先确认了皇位的继承人，稳定了大局。

《明史杨廷和传》：（明正德十六年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接下来杨廷和以雷霆手段布兵控制了京城，并且废除了武宗的弊政。

“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广卫御史以其属扦掫。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

于是“中外大悦”。

武宗时期宠信的奸臣江彬手握重兵，有心谋反，杨廷和温言安慰，设计擒之，并趁势将奸党一网打尽。把“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此外，杨廷和还进行了宫廷改革，“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

在短短三十七天内，杨廷和总掌朝政，“中外倚以为安”。

即使后来嘉靖与杨廷和因为“议礼”闹翻，在杨廷和离开朝堂后，嘉靖帝还是不得不肯定杨廷和的功劳。

（嘉靖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帝慨然曰；“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

对嘉靖皇帝来说，杨廷和是他不二重臣。于私，杨廷和有拥立之功；于公，杨廷和有安社稷之功，可谓功勋卓著。

在朝中，杨廷和德高望重，加之其精明能干，乃是当之无愧的朝臣之首。

年轻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绝没有料想到自己即将面临杨廷和这样一个对手，并将与杨廷和及诸臣，乃至整个士大夫群体做数年艰苦的斗争。

3. 君臣之争

刚刚即位的嘉靖皇帝既无政事经验，在朝中也缺乏支持者，虽然他是个倔强之极的人，但在初期仍不得不向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妥协。

正德十六年四月，世宗至京师，抵郊外。礼部尚书毛澄议世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引起了世宗的反对，世宗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而杨廷和请如礼臣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没有同意。于是皇太后和群臣劝进，诏草言“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世宗迟久才答应下来。

由此，拉开了嘉境初年漫长议礼纷争的帷幕。

关于议礼，其实双方的观点很简单。嘉靖皇帝的意思是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希望能够加封“皇”、“帝”之称号，而杨廷和、毛澄等群臣的意见是要嘉靖帝称孝宗为皇考，称武宗为皇兄，改成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称亲生母亲为皇叔母。

平心而论，嘉靖帝的想法不无道理，亲生父母竟然要叫成叔父、叔母，岂不是有违孝义之道？杨廷和、毛澄他们没有过多考虑嘉靖的个人感觉，确有不是之处。

然而杨廷和他们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有意难为嘉靖皇帝。群臣所持的这种意见，即使在面对皇帝的高压之下也不退缩，可见必然有所道理。

议礼初期，毛澄组织廷议，特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并录魏明帝诏书。以为：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此。

我们知道，明代尊宋儒，把朱熹、程颐的话当成金科玉律，明儒可以批评孟子，可以批评孔子，但对程、朱是万万不敢非议的。所以明代的士大夫认为，只要有了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的理论根据，议礼此事，完全可以做成铁案了。

当嘉靖皇帝表示疑义时，杨廷和说：“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

这话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有关议礼的奏折还有多，特录三折如下：

其一，“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称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佑槟，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考兴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

其二，“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合。惟宋儒程颐，议尊濮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祀事，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仁为亲藩。庶几天理人情，两不相悖了”

其三，“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高曾祖一致从固，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

不管我们觉得这些观点怎么的不近人情，但听上去确实还是蛮有道理的。

当然，嘉靖皇帝在朝中也有支持者，如观政进士张骢就揣度了皇帝的意思，上疏反对杨廷和的意见。

君臣之间的第一场战斗以双方妥协告终。世宗最后确认为称孝宗为皇考，自己的父母称兴献帝，兴献后，但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也算是各退了一步。

这场战斗中，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占尽了上风，毕竟臣子跟君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杨廷和为议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持奏几三十疏，在明代皇权高涨的年代，杨廷和的行为，也够骇人听闻的了。

嘉靖帝为尊所生，曾经派遣宫人长跪稽首在礼部尚书毛澄面前，甚至出金贿赂。而毛澄不为所动，宁可辞职也不改变主意。

这些都是一时美谈了。

那些支持嘉靖皇帝不过观政进士张骢、兵部主事霍韬、御史熊浃寥寥几人，因为清议皆为邪说，三人都被排挤出京城，张骢出任南京的刑部主事，熊浃外转佥事，霍韬干脆引疾致仕

议礼伴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因此呈现出来。

4. 卷土重来

孝宗称皇考，兴献帝称本生父母，这件事情这么定下来，一直过去了几年，也没有异议，本来议礼大致这样平息了下来。可是总有些希冀升官发财的小人想利用这个机会，于是炒做起来，而议礼也波澜再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嘉靖三年正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骢，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一起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力，定称圣母。

这次来自南京的上疏让渐渐成熟的嘉靖帝再次动心。

此番议礼卷土重来，嘉靖皇帝已经大权在握，不可战胜了。嘉靖帝立即召骢、萼及书于南京。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璋圣皇太后。

“皇”字终于加到了嘉靖帝亲生父母身上。

与此同时，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其他上疏谏者，有下诏狱拷掠者，有发配边疆的，有夺俸的。

而“骢、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自古以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嘉靖帝一意孤行，决心尊本生，偏偏群臣强烈反对暂时执行不下去。现在情势分明，胳膊拧不过大腿，只需要和皇帝站在一边，前程富贵指日可待。也难怪投机者众也。

七月，嘉靖帝得寸进尺，言：章圣皇太后命去本生字。

为了阻止嘉靖帝，群臣采取了极端的行动，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

嘉靖帝大怒，先命退，不听。遣锦衣卫擒为首者八人，众皆哭，于是嘉靖帝更怒，命尽录诸臣姓名。于是一百九十人逮捕入狱，其余待罪。

几日后，对他们的处罚是：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被当场打死的有十七人。

这便是议礼的最大事件。

至此廷杖后，群臣多“依违顺旨”，不敢再和皇上争执。

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之后，嘉靖帝更进一步，要崇祀献皇帝于太庙。这种做法匪夷所思，毕竟嘉靖帝的父亲再生之日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祭祀于太庙于理不合，即便是靠着议礼上台的席书、张骢也表示了委婉的反对，但嘉靖帝坚持如此，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别立一庙，称为世庙。

yi礼第二阶段，以嘉靖帝大获全胜而告终。

嘉靖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奉安太祖列圣神主于太庙。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德、懿、熙、仁四祖为祧庙，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

一个子虚乌有的皇帝，最后跻身在武宗之上，堂而皇之配享太庙，嘉靖的固执把一件严肃郑重的大礼变成了儿戏。

除了议礼外，嘉靖帝还进行了秋后算帐。追论前议礼诸臣罪，削杨廷和籍，蒋冕、毛纪、毛澄、汪俊、乔宇、林俊皆夺职，斥何孟春、夏良胜为民。

5. 议礼余波

本来，议礼这件事至始至终是和民众无关的。无论兴献皇帝怎么尊崇，又无论群臣怎么抗衡，都不会涉及到老百姓。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议礼所产生复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国家乃至民众，作为朝堂大事，议礼余波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其治下之民。

孟森先生道：兴献皇帝更以称宗袝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可胜列。而嘉靖五年至六年期间的李福达之狱，就是最典型案例。

李福达，山西人，因参加秘密宗教的起义被充军，逃脱后更名李午，继续以弥勒教号召发动起义。事败后改名张寅，混入京师，竟然靠着行贿当上了太原卫指挥使，并且获得了武定侯郭勋的宠信。

事迹败露后，李福达逃回山西，被告密逮捕，其庇护者郭勋受到御史马录等人的弹劾。

郭勋在议礼案中，是站对了边的，此番为了自保，遂“以议礼触众怒为言”，请张骢、桂萼相助，张骢、桂萼正打算拿敌视自己的群臣开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郭勋，将渐及诸议礼者。”

世宗在议礼问题上，向来头脑发热，当即认定郭勋、张骢、桂萼说得有道理。

在皇帝的暗示下，李福达不但没有被判有罪，反造成了告发者的诬告罪。第一次的审判还没有涉及到马录，世宗很不甘心，重新任命了三法司，并命张骢、桂萼主持审判，通过严刑拷打逼迫马录认罪，马录“不胜刑，自诬故人入罪。”

于是，这个案件最终变成了“张寅非李福达，马录等恨郭勋，构成冤狱”，凡张骢、桂萼的政敌，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被诬告的大臣，“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其他下巡按逮问者五人，谳未定前先已得谴六人。”

（马）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经过杨一清得求情，永戍烟瘴地，令缘及子孙，遇赦不宥。

而张寅，也就是李福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大受益，不仅无罪释放，还官复原职。

张骢、桂萼以平反有功，各自升职，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这桩冤案直到嘉靖四十五年才沉冤得雪。四川蔡伯贯被擒，自称学妖术于山西李同，而李同供出李午之孙，其父大礼，世习白莲教，结众谋起事。与《大狱录》姓名无异。而大礼正是李福达之子。 福达狱虽明，马录却早死戍所矣。

为排除异己，不惜制造冤案，为朝廷钦犯做伪证，甚至保住了十恶不赦的谋反主谋，以此来打击政敌，可谓所无不用其极。国家法纪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任人操纵的小姑娘而已。

因议礼一案，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正人罢黜，奸佞得逞，朝中空气为之混浊不堪，继而奸臣严嵩用事二十余年，国家外患不断。倭寇纵横东南沿海一代多年不必多说。蒙古入侵更是奇耻大辱，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被诛杀，以至俺答率领的蒙古军长驱直入，进围北京城，明军十余万前来保驾，竟不敢与其交锋，任其劫掠后扬长而去。

议礼一案，不论朝堂之上谁胜谁负，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6. 尾声

公元1576年，隆庆元年，穆宗即位。

嘉靖皇帝的去世意味着议礼的闹剧彻底终结，议礼的谬误得到了纠正。

《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隆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罢睿宗明堂配享。兴献皇帝彻底搬出了太庙，后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位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的皇帝，嘉靖帝努力了一辈子的事情，终究还是没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倒是太宗被称为成祖，这个说法一直沿用了下来。

隆庆初，（被削职为民的杨廷和）复官，赠太保，谥文忠。因为议礼案被罢黜的官员都复职赠官，李福达案戍边冤死的马录被赠太朴少卿。

一切都得到了拨乱反正，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外患因为戚继光在沿海的奋战、王崇古在河套的作为，倭寇和蒙古军渐渐势弱。穆宗在位仅六年，却颇有中兴气象，并且还为万历皇帝留下了一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此是后话不提。

有人认为“议礼”是的本质君相之争，并且君权从此战胜了相权，自杨廷和之后，明代的“宰相”，除了张居正外，几乎完全屈服于君王之下，再也不敢违背君王的意志。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议礼”所表现出来的君臣对抗，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君相对抗，或许理解为强权和传统的对抗比较合适。

当然，君王和臣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强权毋庸置疑的战胜了传统，而在强权的权力消逝后，历史还是走上了传统的正轨。 有关议礼双方的是对是错，作为后人来评价，总不免带有自己的、现代的观点，不够客观。

我们不妨来看看差不多同一时期访问中国之利马窦的说法。

《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

皇上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后，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另有九个妻子和另外三十六个称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批妾，她们既不称后也不称妻子。替他生了儿子的最受宠，他的女人中任何一个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总是皇位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国都如此。只有第一个和公认的配偶才准许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其他人，除非与皇上沾亲，都是皇上的奴仆和皇后的侍从，在皇上皇后面前总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儿子都把合法皇后当作母亲，也这样称呼她，这个称呼只属于她一个人。他们的生母死时，他们也不守习惯的三年之孝，而是只给皇后服丧，为她进行前述的丧礼，无论他们当时可能担任任何官职都必须告职守孝。

从利马窦的论述来看，杨廷和及群臣所坚持，确实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真理。

虽然，议礼无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等任何重大方面，于国计民生也没有太大关系，但确实把明代朝臣和君主的对立推向了明代的高潮，而朝臣也渐渐分化为挟天子之威的一派与自我标榜道德口碑的一派，真正的国家大事反而在无止尽的斗争与扯皮中被忽视了，并且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的灭亡。或许，这一点才是议礼成为明代衰亡开始的重要原因。